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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美酒百年張裕 兼濟天下一代臣商

2013.04.16

   廣東大埔 

  從放牛娃到南洋首富,張弼士憑借著敏銳的商機嗅覺,實現了和所有華僑一樣衣錦還鄉的夢想;從富可敵國到實業救國,懷揣諄諄愛國之心的他,開創了一個百年品牌——張裕釀酒公司。

  ■策劃:林波■撰文:侯鵬飛

  提及張弼士,聽過的人不少,但是知道他是廣東大埔縣的人不多。時過境遷,張弼士早已消失在歷史的潮漲潮退中。因為留下來的個人著述和物品不多尚未公開,所以相比幾乎同時代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張弼士在身后留下了更多傳奇,一直為國內學者津津然探尋和發現,因為即便以現代的標準去看待這個歷史人物,他之所想所為都超越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

  舉例來說,他以成熟的西方經驗解析當時的中國現實,平衡各階層利益,詳細論述了基本的土地政策、科學的農業開發、水利建設、農村小額信貸和鐵路支軌建設等,在一百多年前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誠如廣東華僑博物館館長王明惠所言,華僑夢是中國夢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廣東是著名的僑鄉,出洋之風早已有之,再加上清末解除“海禁”,追求更好生活成了每個漂洋過海游子的夢想,并將其根植在異國他鄉的土壤,短輒三五年,久達數十年,甚至鬢白方見寬裕,而每當此時,因為國家的積貧積弱,深藏心底的思鄉情緒,又會激起反哺之意,張弼士就是如此,通過興辦新式工廠,成了20世紀初“實業救國”的實踐先鋒,而且這些夢最終通過建筑的形式得到具化、保存至今,可見于廣州的有位于海珠區的客家井(已經破落)和靖海路的張裕安堂藥行舊址等。

  與此同時,為了讓更多街坊知道張弼士,了解一個廣東華僑在歷史舞臺上的精彩演繹,作為嫡孫的張世昭向廣東華僑博物館捐贈了張弼士歷史文獻等20份物品,并因緣巧合般像當時亦商亦官的張弼士一樣,正在通過大埔縣政協委員的身份,為家鄉的建設出謀出力,而這,或許也算得上是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的家族情懷。

  ■知多D

  大埔牛人多

  大埔縣位于廣東東北部、建制于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有人文之鄉的美譽。除了張弼士,大埔縣還有“父子進士”(饒相和饒與齡)、“一腹三翰林”(楊纘緒、楊黼時和楊演時)、“兄弟三將軍”(范漢杰、范劍江和范作人)、一縣同期“四位省主席”(羅卓英、吳奇偉、范漢杰和趙公武)、“父子兩總理”(李光耀和李顯龍)、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家羅明、中山大學首任校長鄒魯、首屆感動香港十大人物田家炳以及現代著名作家杜埃、碧野等杰出人物。

  另外,大埔縣還有“客家世界香格里拉”之稱,民居建筑形式多樣、種類齊全,代表性建筑有土圓樓——大東“花萼樓”,方石樓——湖寮“泰安樓”,中西合璧屋——百侯“海衍樓”、“海源樓”、圍龍屋——西河張弼士故居“光祿第”和走馬樓——豐溪“衍翼樓”等。

  張氏族譜

  張蘭軒(20世)

  張弼士(1841-1916)

  張秩君(大兒)張劍豪(四子)

  張世昭(大兒) 

張弼士:中國的洛克菲勒

  不管在中國近代史還是現代史上,廣東人張弼士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從被賣“豬仔”到南洋首富,張弼士用三十多年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身家高達8000萬兩白銀,和彼時清朝國庫的年收入相當,被美國媒體譽為“中國的洛克菲勒”,并通過親手創立的張裕葡萄酒品牌,延續著“實業救國”的夢想。

  為爭口氣籌建遠洋航運

  咸豐八年(1858年),廣東大埔縣黃堂鄉車輪坪鎮(今西河鎮車龍村)遭遇災荒,適逢海禁初開,張弼士辭別父母妻子,自汕頭放洋,抵埠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下以現代地名相稱),那一年他只有17歲。

  在《張弼士生平事略》中,同為粵人的摯友鄭觀應對當時的情景如是描述:君天性純篤,瀕行叩別太封翁(即其父親張蘭軒)之際,猶數數回顧不忍遽行,趑趄至岡邊,此地恰與家門朝對,太封翁仍倚門目送,君則久立不移,四目遙依……太封翁嘗與人曰:“觀此子遠游時流露真性,斷非將來騰達于外而不回顧家國者。”

  上述事略集出版于張弼士去世之后,雖然鄭觀應的細節描寫似有事后之言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近代客商杰出代表的張弼士確實有著精明的生意頭腦,總能找到藍籌市場,從最初創立酒行到后來從事墾殖業和開辟南洋華僑航運業,完成了雄厚家業的積淀。

  在這期間,張弼士搭乘德國班輪的頭等官艙被拒、憤砸御窯花瓶的故事在坊間廣傳。

  1898年,張弼士一行三人和德籍家庭醫生準備從印尼前往新加坡,叮囑要買的四張頭等官艙票最后只能買一張,而且還是德籍醫生的,其他人只買到了統艙票,張弼士勃然大怒,撕碎船票扔進大海,難以平靜的他還將慈禧賞賜的寶藍大花瓶砸向地面,摔個粉碎,吼道:“豈有此理,華人不能坐官艙,什么茍例?簡直欺人太甚!中華民族不可侮,中國人不可欺!”

  不久,張弼士邀其他客商共籌航行蘇門答臘及中國南部海面的遠洋航運,創辦了“裕昌遠洋航運公司”和“廣福遠洋輪船公司”,太平洋上自此開始出現飄揚著大清龍旗的僑辦遠洋巨輪,專門與德國班輪同走一條航線,價格是德國同等官艙票的一半,并且不賣票給德國人。

  投資數百萬國內創辦實業

  上文提及慈禧賞賜張弼士花瓶一事,后者確自1898年開始,屢應清廷之召回國,得到慈禧和光緒的召見。

  當是時,德國和俄國分別侵略山東和滿洲,光緒表示,“英、法各國群起效尤,或相爭競,皆為我切膚之患”,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雖然如此,經歷多年內憂外患、國庫空虛的清廷已經無力治國,于是將注意力放到了南洋華僑的身上,有著相當影響力的張弼士自然是首要關注對象,而且早在1891年,他就應盛宣懷之邀考察煙臺,當時的他經過在南洋的三十余年闖蕩,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張弼士受到的重視程度也在后來的接連召見中可見一斑。

  五年之后的1903年,慈禧和光緒“以招徠華商為訓”再次召見張弼士,著以三品京堂候補,并賞加侍郎銜,俟設立商部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1904年,時年62歲的張弼士第三次被慈禧和光緒召見,被賞頭品頂戴,光祿大夫。

  近代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當時很多優秀的中華兒女都在探尋救國之路,作為早就被命為首位駐馬來西亞檳城副領事(當時未設正職),后升遷為駐新加坡總領事的張弼士,多次拒絕英國和荷蘭屬殖民當局的封官賜爵,“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于是乎,熟稔司馬遷《貨殖列傳》的張弼士成了“實業救國”的急先鋒。

  1905年起張弼士在國內投資數百萬,在廣東創辦的實業計有:廣東開建金礦公司、廣州亞通織造公司、惠州福興玻璃廠、佛山裕益機制砂磚公司、海豐平海福裕鹽業公司和雷州機械火犁墾牧公司,其中后者還在中國最早引進農業機械。

  創建張裕留下百年品牌

  談及歷史人物,我們慣以精神財富衡量。以此繩準,晚年聲名俱赫的張弼士勤勉如初,用自己的成就和實力實踐著“取之于社會,應用于社會”的經商抱負,為廣東海防建設籌捐巨款。除此之外,通過建筑形式,張弼士“兼濟天下”的情懷凝固在一磚一瓦中直至今日。晚年他遺言捐助廣州高校,在他逝世后,其裔孫遵囑在嶺南大學捐建“張弼士堂”(今位于中山大學)。

  不過,說到張弼士在實踐“實業救國”道路上的最大成就,莫過于不少人所熟悉的張裕釀酒公司,打造了為數不多的中國百年品牌,國父孫中山1912年在品嘗酒水之后,揮毫題詞“品重醴泉”,據說這也是孫中山為中國企業留下的唯一墨寶。

  1915年,彼時已是中華民國的時代,早在辛亥革命初時就鼓勵兒子張秩君加入同盟會的張弼士,還曾指示其南洋企業通過胡漢民暗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所以即便朝代更迭,卓有遠見的張弼士依然延續輝煌,經過袁世凱的批準,年屆74歲的他還成為中華游美實業團團長,率團參觀巴拿馬博覽會,其中張裕釀酒公司的“可雅白蘭地”葡萄酒獲甲等金質大獎章,獲獎后改名為“金獎白蘭地”,成為為數不多的中國百年品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張弼士一行當時還前往白宮謁見了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白宮四周皆草地,其建筑僅樓一層,樸素如中等人家”(據1915年7月16日《申報》)。在紐約停留的最后一天,實業團成員參觀了愛迪生電機廠,受到熱情接待,并同團員合影留念。

  人終有一死,但還在輝煌之巔的時候,張弼士1916年9月的突然離世總叫人可惜。而這個時候,隨著袁世凱病逝,接踵而至的是軍閥割據時代。

  根據張弼士“死葬家山”的臨終遺言,后人將其靈柩從雅加達運到了大埔。“歸喪之日,中外官商咸深悲悼,執紼吊祭,自吧城(雅加達舊稱)過檳榔嶼,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政府皆下半旗志哀……”在廣東,韓江兩岸民眾紛紛設牲吊祭,由張弼士生前發起修建的潮汕鐵路,還可在半月內免費火車,以示哀悼。孫中山得知噩耗后,特派代表敬獻花圈,并送挽聯:“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杰贏得人心,流芳千古”。 

張世昭:50歲后才知祖父很巴閉

  富不過三代,像是一個歷史魔咒,同樣應驗在了張家。1951年出生的張世昭沒有享受到家族輝煌的庇蔭,在50歲之前,他甚至還不知道自己有個如此“巴閉”的祖父,唯有靠著努力進入香港警隊,演繹著屬于自己的精彩。

  父親15歲時隨祖父參加世博會

  港英政府期間的香港是很多華僑的天堂,不僅因為可以方便出入內地和南洋,更有語言上的便利。在張弼士去世之后,四子張劍豪從新加坡遷到了香港。

  張弼士共有八個兒子,真正能擔事的不多,張劍豪是張弼士不多寵幸者中的一位,早在率中華訪美實業團前往美國訪問的時候,張弼士就帶上他擔任隨身翻譯,在當時拍下的相片中,年過七旬張弼士后面站著的一張稚氣未脫的少年就是15歲的張劍豪。

  張世昭記得,父親畢業于波士頓大學管理專業(即現代MBA的雛形),能說流利的英語、荷蘭語、馬來語、粵語、客家話和普通話,但是自家族頹敗之后,遷到香港新界(當時新界相當于郊區)的張劍豪度日艱難,“煮綠豆水都要把綠豆煲到‘開花’為止”。

  雖然如此,對于69歲生下的張世昭,老來得子的張劍豪再疼惜不過,再加上客家人一貫對教育的重視,張世昭一直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小學三年級時校長向他道歉的事情至今讓他記憶猶新。

  “有一天校長上課,拿著愛迪生的照片,問我們認不認識。我覺得特別眼熟,就舉手說知道,并說了一句‘他是一個肥佬’,在驚訝之余,校長很生氣,訓了我一頓。”再后來,不服氣的張世昭回家,翻出祖父和愛迪生一起拍的照片,甚至連門都沒敲,直奔校長辦公室,這才讓后者意識到,面前這個小男孩來頭不小,并在了解到張世昭是張弼士的后代之后唯有咋舌,當著全校師生在大會上對其誤解表示道歉。

  為生計當上香港警察

  事實上,上述并非張世昭第一次有如此遭遇。有一次于荷蘭一個博物館參觀時,因為看文物越線,當時他還被博物館的保安誤解。

  “我看到玻璃櫥窗中有一件文物和爺爺留下來的一樣東西特別像,為了看清楚,所以就越過了警戒線,而且由于我身材板不大,保安一下就把我揪走了。”對于為什么當時出現在荷蘭,張世昭回憶說,當時在香港讀完中學已經算是高學歷,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他選擇加入警隊。

  警匪題材是港劇熱門,對于香港警察的認識,很多廣州街坊都停留在《法證先鋒》、《烈火雄心》和《學警出更》等警察題材港劇,認為再威水不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若放在四十多年前,警隊招丁幾乎乏人問津。

  “當時香港剛剛經歷完1969年的暴動,沒有人愿意冒險去當警察,而且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為了補貼家用,沒顧得上好男兒不當差人的訓誡,我還是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張世昭說,當時他還參加過一個考試,考試內容就是把英語26個字母寫全,“我很快就寫完了,阿SIR看到我的學歷,剛開始以為我在玩嘢(粵語“鬧事”的意思),進警隊后,我就升了級。”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已是警隊高級官員的張世昭移至英國,而這樣機會的獲得,在港英政府的統治下,算是對重要人士的另類嘉獎。“但是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香港,我還是覺得再熟悉不過,所以一直選擇住在這里”。

  尋根返大埔成為政協委員

  由于家族的破敗,父親很少給張世昭講爺爺張弼士的過往,再加上在他很小的時候張弼士就已離世,張世昭對爺爺的認識幾乎空白,“可以說我在50歲之前都不知道他原來這么‘巴閉’”。

  雖然如此,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風潮早就遍及各地,逐漸普及的因特網讓更多商機涌現,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版本勵志書籍的上架,巨商之興自然難落俗套,或冠以“胡雪巖的處世哲學”、抑或“曾國藩語錄”等等,研究張弼士的團體也逐漸興起,但卻因為史料實物有限,相關著述不多。

  直到前幾年張世昭來廣州出差,他在大陸的網絡中搜索“張弼士”,才發現祖父原來有這么多的“粉絲”。“如果作者不是唱衰,我但且置之不理,反之,我就會沉不住氣了。”沉不住氣的,還有張世昭一直以來的尋根之愿。張世昭說,根據祖父留下的資料,他曾經輾轉查過相關信息,但是由于地名變遷,屢未如愿,直到見到廣東華僑博物館館長王明惠。

  2011年11月,在王明惠的張羅下,張世昭回到了大埔縣,于當年底參加了大埔縣海外鄉親聯誼大會,并在這之后成為大埔縣政協委員,繼續為僑鄉的發展添磚加瓦。去年,張世昭往返于大埔多達十四次,“以前是我帶他去,現在他對當地更為熟悉,要他帶我去了。”王明惠開玩笑地說。

  拒絕蘇富比收購轉而捐給博物館

  大至房契,小至什物購買,受到西方契約精神影響的張弼士都會保存下來,也因此給張世昭留下了價值不菲的文物資料,而且自這兩年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之后,他也接到了來自各方的詢問,其中包括著名的蘇富比拍賣行,后者曾意欲以24萬美元的高價收購張弼士在《香港日報》登出信息的報紙原樣,但是被張世昭果斷拒絕。因為在他看來,若是應允,這不僅僅是孫賣爺田那么簡單,被禁錮在收藏家保險柜的,還將是華僑自強自立的一闋歷史片段。

  而一次參觀廣東華僑博物館,當看到介紹張弼士展柜內空空如也時,張世昭當即決定捐出美國政府發出的中華訪美實業團邀請函和清政府頒發的釀酒專利等珍貴資料,“相比于自己收藏,放在博物館更有意義,也希望讓廣東街坊更添自豪感”。

  說到自豪感,遠在馬來西亞檳城的張弼士故居(因為墻面為寶藍色,又被當地人稱作“藍屋”)曾成為諸如《情證今生》(法國影后凱瑟琳·德諾芙主演)等多部電影的取景地,還在2000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大獎”,馬來西亞還正準備就此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

  相比之下,張弼士在廣州和梅州留下的多處物業和遺址卻未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王明惠因此建議打包申遺。作為張弼士遺產管理委員會理事會長,張世昭對此心里再明白不過,所以每次來到廣東,都會和致力此事的朋友碰頭討論,并通過對祖父遺留下來文獻的解讀,在Facebook等社交網絡上努力還原著這名傳奇客商在南洋的“江湖”。

  張家幾代人的葡萄酒事業

  1871年,張弼士在雅加達應邀參加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一位曾經到過中國的法國領事向他講起了煙臺的野生葡萄,稱那里的葡萄可以釀出好酒。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1891年,張弼士趁赴煙臺考察鐵路之機,順便考察了當地的葡萄種植和土壤水文,認定煙臺確是釀造葡萄酒的好地方。次年,他拿出300萬兩白銀,在煙臺開辟葡萄園3000畝,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公司。

  在不占用糧食的前提下釀酒,此法確屬恤民之舉,除了從法國和意大利引進著名的釀酒葡萄品種,張弼士還花重金聘請洋人釀酒師,送侄孫張子章到法國學藝,使其成為張裕首任中國釀酒師。

  與此同時,由于儲藏葡萄酒的酒窖在溫度、濕度等各方面有著嚴格的專業要求,張弼士聘請的德國工程師兩試失敗,后由畢業于檳城圣西韋亞斯學院工業制造及土木工程專業的侄子張成卿擔綱,建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海灘邊的酒窖”。

  在這之后,張弼士之子張秩君繼任總經理一職,相交頗密的張學良還曾題贈“圭頓貽謀”。說到題詞,其中還有一段和魯系軍閥總司令張宗昌有關的趣聞:一次張宗昌到煙臺考察,張秩君盛宴款待,并請題詞留念。張宗昌是個粗人,囑咐隨行秘書代筆,秘書搜腸刮肚未能下筆,張宗昌趨前看到壁上掛著孫中山的“品重醴泉”四字,對秘書說:“用不著咬文嚼字,就給我寫上‘醉臥沙場’吧!”

  1937年,在慘遭日軍踐踏之際,張秩君之子——曾就讀于復旦大學的張竹巖接手張裕公司。1949年后,張竹巖商請叔父張劍輝主持公司業務,他自己懷著報國之志,自愿應聘到浙江擔任釀酒工程師,為浙江果酒生產作出了不小貢獻。 

張弼士多張圖片首次公諸媒體

  張世昭借新快報平臺還原歷史

  拿著一本2009年于大陸出版的張弼士研究集,張世昭說,“里面的內容可信度只有40%”。

  誠然,在2011年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前,很多相關報道多有失實,就拿張弼士的“五知堂”來說,幾乎所有文字都玄乎地將其解釋為“天知、地知、神知、鬼知、自己知”,但是張世昭表示,其實“五知”指的是“仁、義、信、勇、謀”。

  最近兩年,張世昭和媒體接觸相比較多,他希望借此來糾正一些錯誤、但是廣為流傳的說法,并希望用手頭的資料佐以驗證,畢竟有圖有真相。

  也正是因為這樣,希望讓廣東街坊一睹歷史真相的張世昭,給新快報提供了多張打著歷史印記的照片,而且多數還是近百年來首次公諸媒體。 

(來源:新快報)